作者：武力（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
1958年1月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標志著城鄉分治、“鄉村支持城市”開始形成。
城市化既是人類社會必然經歷的進程，也是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工業化一般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人口逐步由傳統空間分散的農業向新興空間集中的第二、第三產業轉移，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被嚴格限制，并為此建立起嚴格的戶籍制度。1950年至198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國僅由11.2%上升到19.4%。中國城市化的緩慢并不是建立在工業發展停滯或緩慢的基礎上，正相反，改革開放前的2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并不算慢。據國外經濟學學者麥迪森計算，從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總量年均增長4.9%，人均GDP增長2.9%，其中中國大陸GDP年均增長5.1%，人均增長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從1953年到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從13.3%提高到17.9%，但工業化率由19.8%提高到了44.3%。
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化呈現出五個顯著特點
由于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發展小城鎮的數量和規模成為1978年以前城市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即通過建立和發展小城鎮來實現城市化。由于大城市土地資源昂貴等問題，許多發達國家的城市化也呈現出小城市化的特點。但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農業剩余非常有限、農村商品生產和集市貿易的萎縮，我國鎮的人口增長很慢。據統計，1953年全國鎮人口為3372萬人，1976年為5040萬人，1976年僅比1953年增加了約49.47%。同時，鎮的數量不但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1954年全國共有建制鎮5400多個，到1978年則降至2850個。由此可見，在1978年以前，“鎮”并沒有成為我國城市化的基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下五個顯著特點：一是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二是城市化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三是城市化的區域布局發展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制約；四是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優先于地域轉換；五是城市運行機制具有非商品經濟的特征。這種城市化導致城鄉之間形成了相互隔離的二元社會，既阻止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動，也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這種二元體制在歷史上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一方面，就當時來看，這種城市化滯后，既推動了高積累下的工業體系早日建成，又避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過度城市化”（高失業率、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和城市貧民窟）。另一方面，作為1978年以后改革發展的起點條件，它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都起到了“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作用，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的人力成本，這也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主要制度因素。近30年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改革開放以來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創造了來自供需兩個方面的有利條件。而城鄉壁壘又迫使農村優秀人才不得不就地發展非農產業，并為此后走上以小城鎮為主要依托的城市化道路打下了基礎。
從農業支持工業、鄉村支持城市到“反哺”、“城鄉融合”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有計劃地發展小城鎮建設和加強城市對農村的支援”，以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根據這一部署，1980年10月，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明確我國城市發展方針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此后，黨和政府出臺了放寬建鎮標準、就業限制和落戶限制等一系列推動城鎮化發展的政策措施，我國的城鎮化進入快車道。到2002年，第一產業在我國GDP中的比重已經大為降低，因此，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此后，中央又明確提出“兩個趨向”的重大論斷：“綜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初步建立起“反哺”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加大了“反哺”力度。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我國的城鄉關系突破了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由農業支持工業、鄉村支持城市轉變為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反哺”和“城鄉融合發展”。
推動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國城鄉關系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并特別強調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同時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擘畫、大力推動下，我國城鎮化率穩步提升，成就顯著，從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2年的53.1%，再到2023年的66.16%。與此同時，城鄉關系日益密切，城鄉融合發展也取得了豐碩成績，尤其是2021年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