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新時代新征程，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論述，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更好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主要是指產業數字化，特別是農業、工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數字化。深度融合的含義，主要是指產業數字化從點線面向全生態、全產業鏈滲透和擴散。或者說，由少數大中型實體企業的數字化改造向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大多數實體企業的數字化改造發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本質是應用新一代數字科技，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過程，既是數字技術不斷向實體經濟的研發、生產、銷售、流通環節滲透融合，創新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重塑產業組織形態與制造流程，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升以及培育新業態新模式的過程，也是數字技術受特定需求場景拉動，不斷迭代演進甚至萌生出適應性技術和相應產業部門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大力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是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只有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更好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和贏得國際競爭主動，并為其他領域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通過一體建設、一體推進，實現經濟循環暢通無阻。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所在。面向未來，要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建設，從新型基礎設施保障、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供投融資支持、強化示范引領、提供人才保障等方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數實融合具有多維性。在企業層面上，數實融合被普遍視為數字化轉型過程，即利用數字技術創造新產品、新流程、新模式的過程。降成本、提效率、增收益是衡量企業數實融合發展成效的關鍵。在產業層面上，數實融合集中體現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產業特征演進上，并促使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兩業融合”。其中，在制造業領域，數實融合會產生新型實體企業，新一代數字技術與制造業融合，通過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價值再造賦能智能制造；在服務業領域，數實融合將使制造業具有的可貿易性等特征成為越來越多服務業的特征。隨著數實融合發展，服務業將在制造業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制造業則為服務業提供更多不斷變化的應用場景和不可或缺的數字設備基礎。
數實融合的關鍵因素是數據。數據基礎設施、數據治理體系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要使數據實現從資源到要素的轉換，激發“數”“實”部門間的協同效應，需要通過適宜的制度創新解決有效數據、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供給不足，明確數據產權屬性，構建數據安全監管體系，創新數據基礎設施的投融資體系等。與此同時，在企業層面和產業層面上，數實融合所需的制度條件不盡相同，需要提供差異性和針對性的政策供給。在企業層面上，數實融合要持續拓展且形成新的生產方式，使經濟主體獲得足夠激勵。這種激勵主要通過兩種不同的途徑：一是企業通過主動引進通用技術來提高生產率，優化企業績效，使企業獲得更高的競爭力和超額利潤；二是通過經濟環境和技術條件的改變，使企業遵從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并有效嵌入新的技術體系中。在這里，競爭政策和創新政策的有效結合至關重要。在產業層面上，數實融合可以理解為部門協同，制度引導應致力于促進形成若干正反饋或互激式增長機制，不斷降低要素成本。
當前，我國數實融合的廣度深度正在持續拓展。一方面，數實融合進程迅速。2022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與產業數字化規模分別達到9.2萬億元和41萬億元，占數字經濟比重分別為18.3%和81.7%。另一方面，作為“世界工廠”，我國有規模經濟優勢、數據體量優勢和場景豐富優勢，數實融合易于形成疊加效應、聚合效應和倍增效應，產業數字化潛力巨大，這是我國數實融合的強大動力和顯著優勢。
也要看到，我國數實融合發展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例如，產業大而不強、一些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數字技術引領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仍有待發揮、數據要素價值潛力尚未有效激活等。伴隨著通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顛覆性前沿技術加速突破應用，數字技術正進入創新爆發期，與千行百業融合向縱深拓展，數實融合領域國際競爭也日趨激烈。做好數實融合大文章，已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迫切要求。
數字時代的核心技術和產品具有兩個關鍵特征：一是在復雜的分工過程中存在復雜的相互嵌套、相互依賴關系；二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才可能有效嵌入國際分工體系。這就意味著，要解決“卡脖子”問題，應以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為主導，在關鍵技術和產品上中游的重要分工節點取得不可替代的地位，將傳統意義上的規模優勢、多樣性優勢轉化為行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優勢，打造與之對應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主體，進而在提高安全度的同時獲得高附加值，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提供重要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大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接續實施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行動，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是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充分把握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新趨勢，抓住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過程中孕育的新機遇，探索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新路徑，為高質量發展強根基、添活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