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fā)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guī)劃》等文件的相繼出臺，數字中國建設備受社會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把握數字技術與美好生活的內在聯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中國的數字化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獨特的價值意蘊和使命任務。數字中國建設強調要構建適應數據特征、符合數字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保障國家數據安全、彰顯創(chuàng)新引領的數據基礎制度，充分實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fā)展紅利，為深化創(chuàng)新驅動、推動高質量發(fā)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為此，本刊特別約請兩位學者分別從數字福祉與人民福祉、數字中國的治理意涵等角度探討數字中國建設與美好生活之間的關系，以期引發(fā)學界的進一步關注和研討。
數字福祉是數字技術向善的社會實踐，是人類福祉在數字化進程中所呈現出的新樣態(tài)。依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fā)布的《數字中國發(fā)展報告（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guī)模穩(wěn)居世界第二。事實上，從我國關于數字中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來看，數字化早已超越經濟意義，并從生活、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致力于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guī)劃》再次指明了數字化所具有的重大戰(zhàn)略意義。在基于技術發(fā)展“構筑美好數字生活新圖景”的進程中，我國將增進民生福祉作為數字中國建設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也正是在此進程中，數字中國與美好生活二者的內在邏輯悄然匯聚，并形成了破解數字異化、通向美好生活的數字福祉。
1、以對數字福祉的系統(tǒng)認知助推技術賦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雖然哲學界、心理學界、經濟學界等關于福祉有不同的解讀，但都共同指向了幸福，恰如世界衛(wèi)生組織2021年版的健康促進詞表所示，福祉意指個人和群體都能感受到幸福。據此，可以把數字福祉視為個人和群體在數字化環(huán)境中的幸福感。在人類社會的數字化進程中，數字技術的無所不在與人對數字技術的高度依賴使得人與技術的共融成為人與技術關系的現有形態(tài)。在這種共融中，數字技術與幸福感之間的張力既是技術發(fā)展的痛點與難點，又是數字化轉型的熱點。
近十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圍繞由新興技術驅動的數字福祉所展開的系列探尋，旨在抓住數字化轉型的機遇，盡可能規(guī)避技術風險，減低技術負面效應，助推技術賦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因此，數字福祉作為數字化進程中的一種新樣態(tài)，是數字基礎設施與數據要素對福祉的激活與釋放，是福祉的數字化與數字化的福祉二者的辯證統(tǒng)一。其中，福祉的數字化是指人民福祉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即倫理觀念的技術化；數字化的福祉是指數字技術本身應當提升人民福祉，即技術應內稟正確的倫理觀念。
然而，這種辯證統(tǒng)一的實現決不是基于文字的邏輯演繹，而是基于正確理論框架展開的實踐行為。因此，第一要務是從開端，即從關于數字中國建設的頂層設計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大數據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運用大數據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跳出技術中立論的立場，超越技術萬能論與技術工具論的思想框架，系統(tǒng)研判數字技術的潛在風險及其負面效應，最大限度消除數字技術對人類的羈絆，讓數字文明造福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以增進民生福祉的理念為基礎，遵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倫理追求與國家安全理念高度相統(tǒng)一的邏輯，深度反思數字技術可能引發(fā)的倫理問題。
與此同時，從終端，即關于對數字中國建設的監(jiān)測評估來看，應提升人民福祉的權重，有效增強數字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數字農業(yè)”“數字社區(qū)”“數字教育”“數字政府”“數字文化”等逐漸進入人民生活，這些數字化轉型實踐充分體現了數字技術和民生的協(xié)同發(fā)展。從關于數字中國建設發(fā)展的報告來看，技術發(fā)展、信息技術與產業(yè)、數字經濟、電子政務、人民群眾獲得感、網絡空間治理、數字文化、數字產業(yè)、網絡安全等均被視為對數字中國建設進行監(jiān)測評估的要素。然而，就目前關于數字中國建設的評估而言，在近五年所發(fā)布的關于數字中國建設與發(fā)展的系列報告中，雖然已經將人民群眾獲得感、信息惠民便民利民、社會服務的普惠便利等與人類福祉相關的因素納入到關于數字中國建設的主要成效、重大成就、數字中國發(fā)展地區(qū)評價等之中，但相對于技術指標、經濟指標等而言，關于福祉的評估更多是以較為碎片化的形式散落其中。因此，亟須形成對數字福祉的系統(tǒng)認知，為全方位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提供可供參考的理論基礎，進而使得數字技術能夠以更精準與更全面的方式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從更高的意義上實現技術賦能。
2、以對數字福祉的科學把握破解數字異化問題，助力建設美好生活
21世紀全球數字化趨勢顯著，伴隨人類的深度數字化與數字的日益智能化，數字異化現象也隨之出現，并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時代問題。近年來，數字資本主義、算法偏見、數據歧視、數字鴻溝、數字霸權、數據憂懼等數字異化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與數字化轉型的難點。事實上，在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日常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國家治理方式等全范圍重塑的當下，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要素，其對人類社會形態(tài)與文明的構建使得現有的倫理秩序遭遇到嚴峻挑戰(zhàn)，基于數據的數字化轉型以無所不在的方式從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滲透在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物質維度是指諸如在線會議、數字醫(yī)療等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數字化；精神維度是指諸如數字思維、數據智能、數據記憶等人類思維或者意識的數字化。而上述兩個維度的融合必將使技術與人類福祉之間的摩擦更為尖銳，進而使對這種摩擦的應對與破解也越發(fā)迫切。
在日常生活中，幸福與福祉常常被視為同義詞。基于此，技術與人類福祉從生存論的意義上就已經關聯在一起。與此同時，反觀人類發(fā)展歷史，對技術這一必備品的實驗研發(fā)與哲學審視一直以如影隨形的方式呈現。在這種呈現中，除了技術與人類福祉之間的正向相關之外，技術與人類福祉之間的摩擦也一直備受關注，而關于這種摩擦的哲學探尋，恰恰是破解這種摩擦的一條必由之路。對此，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進行了深度解析。在馬克思看來，科技只是勞動的手段，勞動的異化最終必然會導致科技的異化，“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受摧殘”。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科技的加速發(fā)展將會加速異化的進程，以致連工人都“變成了機器”。要改變這一現狀，就必須揚棄勞動異化，實現人性的復歸。而法蘭克福學派與海德格爾等人關于技術對人的沖擊與壓制等現象的分析，在揭示技術對人類異化的同時，也打開了推動技術與福祉進行雙向奔赴的可能性。
數字異化問題源自數字化轉型對人類福祉所構成的危險。然而，這種危險雖然以技術對人類福祉擠壓的方式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但人類絕不能因這種危險而忽略了技術對人類福祉的提升。事實上，這一切是在提醒人類應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導引與規(guī)范技術的發(fā)展，避免上述危險。因此，在基于技術驅動的數字化轉型中，必須高度關注數字異化問題，并將對其的消除作為一個重要任務，進而真正實現由技術驅動的美好生活。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所示，我國的數字化轉型旨在“構筑全民暢享的數字生活”。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所發(fā)布的《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就是對“數字鴻溝”問題的積極應對。這種應對是新時代技術發(fā)展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徑，是數字技術提升人民福祉的具體實踐。
毫無疑問，新一輪科技革命與新一代信息技術是加快數字化發(fā)展與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支撐。依據《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guī)劃》中的夯實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兩大基礎”，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深度融合，強化數字技術創(chuàng)新體系和數字安全屏障“兩大能力”，優(yōu)化數字化發(fā)展國內國際“兩個環(huán)境”的“2522”框架，關于數字社會精準化普惠化便捷化的不斷追求已經將數字技術與人民福祉聯系在一起，成為破解數字異化的一種有效方式。這種方式走出了技術與人文的對立，走向了技術發(fā)展與人的全面發(fā)展二者之間的有機融合，并從協(xié)同的視角展開了數字技術與人類福祉的系統(tǒng)性互構。也正是在上述互構的過程中，數字福祉逐漸呈現。
3、以倫理先行厘清數字福祉的實現路徑，推進數字中國建設
從我國關于數字化的系列規(guī)劃與政策來看，無論是數據要素的激活與數據潛能的釋放，還是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數字文化等的政策規(guī)劃，關于美好生活與福祉的倫理追求從未缺席。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fā)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明確指出，“著力消除不同區(qū)域間、人群間數字鴻溝，增進社會公平、保障民生福祉”。“持續(xù)提升數字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被寫入國務院關于數字經濟發(fā)展情況的報告的未來工作安排。《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guī)劃》又進一步細化了數字中國與美好生活之間的深度關聯。那么，這一倫理追求該如何實現呢？
如果說數字技術是通過形成數字福祉的方式讓人類擁有更好的未來，那么，如何研判數字技術發(fā)展存在的潛在風險和問題（數字開放與隱私保護、數據偏見等）、如何應對數字技術已經導致的困境和問題（數字鴻溝、社會公平、社會撕裂等）、如何實現有效的治理（技術治理、智能治理與數字治理三者的協(xié)同）等，是通向美好生活所必須應對的。科技倫理作為推進科技向善的重要保障，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現實可能。
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指出“倫理先行”“明確科技倫理原則”。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工業(yè)和信息化部、產業(yè)界、高等院校等多層級、多部委的科技倫理委員會的建立為技術與倫理之間的溝通提供了制度保障；技術哲學領域的倫理學轉向與倫理學研究中的技術面相從不同向度展開的技術與倫理之間的對話，為技術倫理的研究提供了學理基礎。就數字化轉型而言，數字技術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意義顯示了數字技術的不可或缺性，隱私技術、價值敏感性設計、適老化數字技術等的出現彰顯了倫理融入技術的可能性與有效性；由數字技術所引發(fā)的諸如公平、安全、信任、正義等問題與對上述問題的治理，顯示了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當下，從前瞻性與反思性兩個視角，以倫理原則與倫理觀念為出發(fā)點所展開的關于數字技術的哲學追問，與基于數字技術所展開的倫理探究，兩者共同為數字化轉型中的倫理先行提供了豐富的學理基礎與實踐智慧。
從技術發(fā)展的視角來看，數字福祉的實現路徑可以通過自我管理App、養(yǎng)老數字平臺、數字生活智能化、數字化治理等技術的方式呈現。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從技術倫理學的視角來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fā)展、日常生活為出發(fā)點，對數字技術所展開的倫理關切是數字福祉上述實現路徑的前提條件。因此，以倫理先行厘清數字福祉的實現路徑，既是倫理對數字技術發(fā)展邏輯的規(guī)范與校勘，也是倫理對時代問題的現實觀照與積極回應，更是對數字技術與人類未來這一宏大問題的系統(tǒng)哲學反思。也正是這種厘清，為全球數字倫理治理以及未來的數字化建設提供了實踐智慧。
（作者：閆宏秀，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數字化未來與價值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