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城鄉融合發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要加快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一體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當前我國經濟正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城鄉融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2021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3.4個百分點，占GDP比重達到39.8%，數字產業基礎更加堅實，數字賦能作用日益凸顯。中央網信辦、農業農村部等十部門印發《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明確指出要著力發展鄉村數字經濟，堅持統籌協調、城鄉融合。由此可見，數字經濟成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動力。因而，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驅動作用，全面挖掘數字經濟破解產業空間束縛、優化要素布局、均衡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優勢，推動形成以城帶鄉、共建共享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格局。
數字經濟催生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新業態
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將新信息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數字經濟對一、二、三產業具有極強的滲透性，通過與城市傳統產業、農村特色農業、鄉村旅游業等產業結合，不斷涌現以智能工廠、創意農業、體驗農業等為代表的新產業，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新途徑。
首先，數字經濟拓寬了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廣度。過去，城鄉產業融合多是發生在城鄉一、二、三產業之間或內部，一種或兩種產業通過要素交換、產業鏈延伸、提供配套服務等方式建立城鄉間產業聯系，從而實現融合。例如，城市工業與鄉村農業融合發展模式，就是通過延伸產業鏈，將城市農產品加工企業、家庭農場與普通農戶置于同一價值鏈中，從而共享產業發展成果。這種城鄉產業融合受限于傳統技術范式，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存在大量信息壁壘，信息獲取和挖掘利用難度大。數字經濟的橫空出世激發了產業融合創新，形成城鄉全產業鏈由線下向線上融合發展的趨勢。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打破不同行業、企業以及市場間的信息壁壘，挖掘大量生產者、市場上下游主體以及消費者生產的海量數據，分析提煉出有用的信息，進行交互連接、融合使用，使數據的價值大大增加，從而催生跨界融合的新業態。如消費互聯網平臺、工業互聯網平臺以及共享生產平臺等，將信息要素與物質、資金等要素重組，使產業鏈結構發生改變，原有的產業邊界被打破，產業融合空間得以拓展。
其次，數字經濟促進城鄉產業深度融合。2020年國家發改委發文，將“構建多層聯動的產業互聯網平臺”上升到國家層面，借助大數據技術與互聯網平臺，實現城鄉產業的緊密“聯網”與深度融合。如，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經濟深度融合，加快農業生產經營、流通營銷、農旅產業等數字化改造升級，拉長特色產業鏈，使得智慧農業成為現代農業發展必然；數字經濟與制造業深度融合，能夠以工業應用為核心，基于原材料質量和數量的穩定需求，反向推動上游農業生產的標準化、數字化建設，協同發展；在數字技術加持下，物流、商貿、餐飲等傳統服務業也向現代服務業轉型，發展勢頭強勁的現代服務業可向上整合供應鏈，以數字化供應鏈帶動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
最后，數字技術加快了城鄉產業融合速度。數字技術具有溢出效應，平臺和經濟主體可以通過“產業互聯網生態圈”內的技術溢出與擴散獲得技術進步，當這類技術擴散到農業生產中后，便可以激勵農村經濟組織數字化改造，加快農村經濟數字化轉型和數字鄉村建設，形成與城市經濟相配套的現代化農村經濟，進而推進城鄉產業融合發展。
數據新要素賦能城鄉要素融合新動力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明確出現在官方文件中，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一道，成為完善要素市場配置的范疇。城鄉融合所拓展的巨大市場是數據要素實現資源價值、提高要素貢獻率的重要場所。城鄉融合發展的過程是加快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高效配置城鄉要素、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過程，數據進入城鄉要素市場化配置中，能夠參與該過程的價值創造和利益分配。
一是數據要素促使城鄉要素生產率提高。數據要素具有共享低成本性，相比傳統生產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方面具有先天優勢，有利于城鄉要素融合發展。由于數據要素具有可復制、可再生、可共享、非消耗等特點，從而導致數據共享的成本較低，通過建立城鄉大數據平臺可以實現數據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雙向流動。就數據使用主體而言，數據要素還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隨著數據規模的擴大，數據的價值還會呈幾何級數上升，因此，不同數據平臺還會主動聯合，提高數據要素城鄉間流動速度，加快要素使用效率。
二是數字經濟有助于傳統要素在城鄉之間精準配置。數字經濟的出現給勞動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就業機會，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方式。就業時間和地點的靈活性降低了鄉村剩余勞動力來城市尋求工作的門檻，提高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配置效率。數字普惠金融等模式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融資主體的外源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門檻，推動城市資金向農村下沉，使在傳統金融體系下受到“排斥”的農村企業和低收入群體可以較為容易獲取金融服務，進而提高資金在城鄉之間的配置效率。
另外，在數字經濟共享平臺效應作用下，信息流不再被城市供應鏈里的巨頭企業進行壟斷性分配，市場需求變化被迅速感知和反饋。因而，通過打造城鄉信息技術對話平臺和城鄉共享的服務信息查詢“云平臺”，能夠破除城鄉信息壁壘，使跨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農產品生產者、供應商、物流渠道商、產品加工商、消費者等不同角色傳統定位悄然轉變，互聯互通，逐步將信息資源整合共享與利用，從而實現城鄉信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數據要素資源自由流動。
數字技術引導城鄉公共資源配置達到新均衡
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可以推進城市優質教育、醫療以及人力公共服務資源向農村傾斜，實現城鄉公共資源異地化使用，合理化分配。“十三五”期間，我國區域和城鄉之間的數字接入鴻溝有所彌合，城鄉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從2016年底的36%縮小到2021年6月的19.1%，網絡扶貧取得顯著成效。在“十四五”時期，要進一步依托數字經濟高效發展，不斷優化要素配置，促進城鄉互動發展，增強區域整體實力，加快走好城鄉一體、融合均衡發展之路。
一是運用數字技術構建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教育體系，讓城鄉共享優質教育資源。基于互聯網平臺，可以自由分享城市示范性學校和名師所開設的各類公開課、精品課和慕課等學習資源，讓農村學生可以以較低成本獲得城市優質教育資源，從而真正實現高質量公共教育資源城鄉共享。截至2021年底，全國中小學（含教學點）聯網率已從2015年的69.3%上升到99.7%，通過開展“專遞課堂”“名師課堂”“同步課堂”等，讓更多農村地區和相對落后地區孩子享受到更多優質教育資源。
二是數字化協同應用可以提高城鄉社會服務的普惠水平。如今，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實現提檔升級全覆蓋，城鄉居民可以簽約家庭醫生服務建立電子健康檔案，現代數字技術與城鄉生產生活全面融合。如，借助遠程技術，村民能夠實時接受城市醫院醫生會診；通過大數據中心對接衛生專網，讓村民享受城市優質便捷的醫療衛生服務；針對農村轉移人口實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社會保險關系網上轉移接續，等等。
三是通過數字技術創新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數字生活。“十三五”期間，我國信息消費實現快速增長，持續拓展數字生活新空間。2021年全國網上零售額達13.1萬億元，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消費呈現高增長態勢。數字經濟發展將帶動數字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進一步豐富民眾的數字生活服務供給。在“十四五”時期，要進一步加大數字生活產品供給，提升民眾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四是通過城鄉智慧治理有助于提高基層治理水平。比如，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向鄉村延伸，將鄉村數字治理納入全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行業、跨部門的一體化服務模式，提升村務、黨務、資產管理信息化水平，推進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城鄉治理一體化。通過“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形成線上線下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等等。利用數字技術，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提高鄉村治理效能。
總之，通過運用數字技術可以讓集中在城市地區的資源向鄉村流動，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共享，提高公共服務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
（作者：侯志茹，系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19BJL050〕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振華
